伊利莎伯大廈花槽藏屍命案(1984年)

位於銅鑼灣告士打道的伊利沙伯大廈，是區內比較有名的高級商住大廈，1984年3月30日下午六時，居住26樓A3室的林氏夫婦(50餘歲)，在家中連日嗅到陣陣異味，中人欲嘔，追查下發現臭味從窗外花槽傳入，林先生移開雜物察看，發現放在窗邊的毛巾被染成黑紅色，大為驚恐，立即報警求助。

大廈各單位間格相若，600餘尺，A2與A3室窗外共用同一花槽，中間有牆壁分隔，下有去水渠互通，警方懷疑血水從毗鄰花槽流入，隨即接觸A2單位住客，但沒人應門，後通知業主獲得同意，在管理處取得備用鎖匙進入單位，屋內陳設簡單整齊，地上鋪滿地氈，但空無一人，警員探頭張望，發現毗鄰花槽被人用水泥填平，感到可疑，派來法醫與鑑證科人員，封鎖現場，通宵留守，並決定於翌日早上採取行動，鑿開花槽。

3月31日早上十時，警方從外應聘到場的三名建築工人，帶備大鐵鎚、鋤頭、鐵筆企圖掘開堵塞花槽，早上十一時許已掘穿花槽一小角，但陣陣惡臭隨即撲鼻而來，其中一支鐵筆更被撬斷，工人懷疑內有屍體，大呼不適，撤手不幹，並收拾行裝離去。中午十二時，數名裝備氧氣筒的消防員到達，用電鋸等工具繼續發掘，但這個8尺長、3尺高、1尺闊的花槽已被大量水泥三合土之類填滿，鞏固無比，下午二時，花槽終被鑿開，但發現水泥之下還有另一層三合土，臭味愈趨濃烈，再經過一小時艱苦發掘，下午三時十分，第二層三合土終被撬開。花槽內發現一張床單及床冚，揭開後果然發現一具發脹腐爛的屍體，樣貌已無法辨認，頭部與身體被多層白色繃帶重重圍繞如木乃伊，雙手被鐵鍊反綁於後，雙腳亦被捆綁。更驚人的是，屍體之下竟壓着另一具屍體，死狀相同，兩屍以頭腳69式相對而臥，移開屍體後發現有兩道綠色符咒(不是一般的黃色)，令事情倍加詭異。此外，花槽內還發現有染血鐵鎚與螺絲批(相信是兇器)、其他「陪葬品」還包括數本娛樂雜誌、一疊文件與數張名片，其中兩張分別印上洋名史提芬及佐治。法醫初步證實兩死者為中年男性，有明顯傷痕，死去超過十日但不足一個月。

警方傳問了A2室姓葉的女業主，證實單位於3月初租給了一位自稱印尼華僑的男人，名Abdul Karm(約40歲)，月租$5800元，但他說明只短租三個月，另外還有兩位印尼男人也會一同入住。與此同時，伊利沙伯大廈保安員亦表示，這位Abdul先生於十日前(即3月20日)離開大廈後並未見再現，而另外兩位「印尼」租客則失蹤更久。警方有理由推斷，相信Abdul已經畏罪潛逃，而兩位「印尼」人恐已遭遇不測。

驗屍報告，兩名死者為亞洲人，屍體已高度腐爛，面目模糊，無法辨認，頸項都有被勒壓的痕跡，胃內有安眠藥成份，推斷兩人被強行灌藥，再被活活勒斃，而花槽的鐵鎚與螺絲批則非兇器，但令人感詫異的是，其中一個死者的口內有4根鑰匙，其中有開啟反綁他們手中鐵鍊的。

除此，根據大廈的一名住客表示，曾於3月11日聽到案發單位傳出爭吵聲，有男聲呼叫「救命」，其後又聽聞一本地女子高聲喊道：「不要這樣！」。另外一名住在案發單位樓下的姓衞住戶稱，十多日前(約3月15日)曾多次聽聞上層有敲鑿聲，也有住戶目睹有一男一女(女的被形容為非本地人，相貌頗佳)在電梯搬運水泥物料上樓。警方推斷，兩名死者約於3月15左右遇害。4月3日，即雙屍案被揭發的第三日，事情卻變得峰迴路轉，兩名死者可能「另有其人」! 警方憑花槽搜出的兩張名片，從入境處調查，發覺兩人是新加坡「百萬金莊」 的少東，他們在2月28日入境後，下榻於尖沙咀帝苑酒店，3月2日開始失蹤，兩人的行李一直留於酒店房間內。

警方對案件相當關注，特別成立了一個23人的專案小組偵查，首先揭穿了兇案單位那位租客Abdul Karm本是子虛烏有，使用的都是假名字假護照，另外兩名「印尼」人，警方一度懷疑是受害者，但三人其實是同撈同煲的「兄弟」，案發後已在香港人間蒸發。香港警方特別委派了兩名重案組警官親赴新加坡，並攜帶兩名死者的指紋樣本與牙齒X光片作核對驗證，4月4日已先後確認兩人身份，他們證實是新加坡「百萬金莊」的兩少東，分別是謝順發(32歳)和謝順成(28歳)。話說，謝氏兄弟父親謝美興 (70餘歲)是當地珠寶界巨擎，於1953年在新加坡創辦「百萬金莊」，80年代已先後開設了七間分行，業務擴展至馬來西亞、印尼與汶萊等地，他育有五子三女，兩名受害者，順發是大哥，順成則是三弟。

調查所知，雙屍案幾乎可以確定跟錢財糾紛有關，但這是真正的殺人動機嗎？而兩兄弟死在香港伊利沙伯大廈的解釋又如何？正如上文所說，香港與星洲方面所發放的訊息極為混亂，筆者盡量簡潔地綜合多方面資料，闡述如下：

• 版本(一)追債：新加坡炒金界所傳，謝氏兄弟在新加坡經營的「福祿公司」，八成是印尼客戶，但公司於1983年尾突然宣布收盤，原因是印尼大客戶賴帳不還，拖欠數目有600萬新加坡幣，後來兄弟得知印尼集團主腦去了香港，隨即趕到香港與之交涉，談判破裂，雙雙被殺。香港警方並沒有透過國際刑警要求新加坡與印尼協助。

• 版本(二)還債：香港警方獲知的消息，也是跟炒金引起，但謝氏兄弟來香港目的是還債而不是追債。話說，「福祿公司」跟香港一家頗具規模的金融公司有掛鉤，有印尼大亨在「福祿」炒金虧損約2000萬美元，並欠下300萬美元的賑尚未清還。「福祿」收盤後向印尼大亨追債，後者心有不甘，懷疑香港公司與兄弟倆從中作梗，欺詐了他的金錢，更遠赴香港查問，誰知香港的公司卻推說並不知情，大亨反客為主，向謝氏兄弟追算舊賑。其實大亨與謝氏兄弟前後已談判三次，首次在新加坡，之後在印尼，最後一次在香港。最後，談判對質毫無進展，三方面都不歡而散，謝氏兄弟卻赴了個 "死亡約會"。

• 版本(三)訊息混亂．各有各説：也是香港的消息透露，謝氏兄弟於1984年2月28日由兩名香港珠寶商(男性)的陪同下抵港(但新加坡傳出的消息卻是他們只是到中國辦貨，並沒有提及香港一事)，並入住尖沙咀帝苑酒店，而且訂明3月2日會辦理退房手續，兄弟倆失蹤前夕(3月1日)還跟兩名珠寶商共進晚餐，席間謝氏兄弟說將要到伊利沙伯大廈找朋友，但沒有說出對方的身份與尋訪目的。兩名珠寶商之後約定兩兄弟在4月1日再會面，不過足弟倆並未赴約，之後翻閱報章方知伊利沙伯大廈掘出雙屍，覺事有蹊蹺，於是馬上聯絡警方，但由於屍體高度腐爛，無法辨認。

新加坡那邊廂，卻傳出截然不同的說法，據謝順成一位親朋透露，順成每個月最少去港一次，失蹤前最後一次是兄弟倆於2月28日是跟兩男一女到港的，其中一人姓劉，是黃金交易界的活躍分子，但案發後，這些人全部音訊全無，人間蒸發。

• 版本(四)兄弟行蹤詭秘：最吊詭的是，香港的專案小組翻查2月28日星加坡航空公司的來港航班名單，發現大哥謝順發沒有在名單上，而弟弟謝順成(S.S. Chia)則占了兩個機位，回程日期是3月2日下午四時。他們行蹤詭秘，同行者與所接觸的人，個個身份未明，來歷不明，事情離奇莫測，謎團重重。即使香港警方透過傳媒要尋找某些有名有姓的印尼華人，拼圖樣貌也出了，最終都是沒有下文。

• 版本(五)綁架：新加坡消息，「百萬金莊」第三少東謝順成於2月28日獨自到香港後遭人綁架，綁匪向他在新加坡的父親勒索100萬坡幣(約當時373萬港元)贖款，其父擔心兒子安危，沒有報警，但差遣長子謝順發攜帶50萬坡幣到香港，希望能贖回被禁錮的謝順成，不料綁匪不但將肉參撕票，更把負責交贖款的哥哥謝順發也一同殺死。

叧有外傳消息指，謝家老父曾在東海岸路的豪宅外，接獲一封勒索包裹，內附謝氏兄弟斷掌與斷指的照片，以及兄弟兩人求救的錄音帶，錄音帶傳來兩個男人的聲音，以英語高喊：「快救我們⋯ 否則便沒命了！」但事後證明斷掌與斷指並非兄弟二人，因為他們屍體被發現時是 "全屍"。莫非此案件有更多受害人? 香港、新加坡的警方對綁架表示沒有接獲類似報案，而謝家對事件亦採取不置可否的態度。

案情膠着 裹足不前

對於綁架一事，香港警方曾懷疑有新加坡人涉案，把謝氏兄弟在香港的行蹤出賣給綁匪，令兄弟倆輕易陷入死亡圈套。另外，專案小組亦追查到案發的伊利沙伯大廈自3月3日起曾撥超過10次的長途電話去新加坡，是贖金談判抑或其他則不得而知。除此，傳聞中在謝家豪宅放下的勒索包裹，肯定是熟悉當區的 "地頭蟲" 所為，一般人恐怕辦不到。

但有一點肯定的是，謝氏兄弟(或先後)是自願走入伊利沙伯大廈，該大廈設有閉路電視 (當年已算罕有，但沒有錄影設備)、保安員24小時當值、出入口只有大堂一處，換句話說，沒有人可將他人強行挾持入內。此外，警方亦推斷至少一位女性涉案，已知的本案曾出現三位女性：

• (一)住客曾於3月11日聽到案發單位傳出爭吵聲，有男子高呼 "救命"，其後又聽聞一女子高聲喊道：「不要這樣！不要這樣做⋯」。

• (二)住戶目睹一男一女(女的被形容為非本地人)在電梯搬運水泥物料上樓。

• (三)謝順成親友透露，順成於2月28日是跟兩男一女到港。

究竟這三名女人是同一人，抑或是三個不同的人，沒有人知道。但根據伊利沙伯大廈一些住客請，案發單位在命案未揭發前，確實見過有男女進出。案情如斯複雜，人脈關係更是沒完沒了，新加坡當局的不開放態度，受害者謝家守口如瓶，香港警方的專案小組一時毫無頭緒，案情膠着，一籌莫展，至今案件仍然未破。

打鼓嶺坪洋新村肢解女童案(1981年)

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，是謝彩嫻之妹出閣之喜，當姊姊的固然要回娘家替妹妹料理婚禮之事，同時把遠在新界家中的三名子女，交托弟弟阿強負責照顧。其實強仔只是一個十三歲的孩子，不過身材長得頗高大，看上去倒像十七、十八歳。

翌日中午過後，謝彩嫻仍躺在床上宿醉未醒，突然收到弟弟來電，聲稱小倫失蹤了。於是謝彩嫻趕返到坪洋新村，她和強仔向附近村民鄰居打探不果，便跑到小倫就讀的幼稚園詢問，但校內老師表示小倫這天沒有上學，他們認為事態嚴重，立即往警署報案。由於案件異常，粉嶺警察總部偵緝處接手查辦，他們發現案中疑點甚多。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，謝彩嫻被請到警署，警方要求她從新提供一份口供，並同時派員到坪洋新村及黃大仙區作調查。

下午五時十五分，案情有驚人發展。警方在謝彩嫻位於坪洋新村的住宅後園的一塊草叢，發現其中一處野草特別稀疏，地上泥土有被翻過的痕跡，土阜微微隆起，看上去倒像一個墳墓，更可疑的是泥土尚新，分明被人動過手腳。探員就地取材拿來了一支竹竿，在泥土裏挑了幾下，赫然發現一個人頭！而且開始腐爛，滿佈蛆蟲，相信已死去多時。從頭骨的大小，與及頭顱蓄起長髮來看，推斷死者是一名女童，可是仍未找到死者的其他身體部份。

警方傳召女户主謝彩嫻辨認 ，從面部輪廓上看，認定是失蹤多天的小倫。八日前，因女兒失蹤而向警方求助的謝婦，現在卻在自宅後園中發現女兒的首級，非常詭異，惟未能斷言跟本案有關，因死者失蹤之時，即六月十七日，謝婦確有不在場的證據。警方初步列作兇殺案處理。

與此同時，警方已展開另一邊廂的偵查，在黃大仙區拘捕了強仔，並把他帶返上水警署。強仔向警員說：「在六月十七日早上，我依照姊妹的吩附弄好了早餐，小倫吃飽後就孭起書包上學去，之後一直沒有回家，就這樣子失蹤了。」但警官說：「説慌！那天她根本沒有上學！」其後強仔崩潰了，哭着説：「我沒有殺她！一切都是意外，其實我心裏一直也很不舒服。」其實是六月十六日的晚上，晚飯過後一小時，我依照姊姊的吩附替小倫洗澡，就在用毛巾幫她抹背的時候，好奇下撫摸了她身體的某些部位，她反應可大，憤怒地提出抗議，而我就嘻嘻哈哈的説，只是玩玩而已。浴畢後她換上衣服，向我追打過來，又叫我做『小色魔』，我是罵不還口，打不還手的，況且這小鬼的拳頭完全沒有份量，誰知她突襲一擊，此拳甚重，揍在我的臉頰上，痛苦難當，就本能地一手將其推開，她就這樣倒在地上，頭部剛好撞着地面石塊，像昏了過去，我心想這小鬼一定在裝死，於是我便置之不理，上床就寢。凌晨四時，我一覺醒來，突然想起幾小時前發生的事，立即跑出廳子一看，發現小倫仍躺在那裏，用腳一踢，她竟是毫無反應，用手一摸，身體冰冷，也沒有了呼吸，我才知闖出大禍了，所以便決定毁屍滅跡！我將小倫的屍體拖到後園，原本想用火焚毁，但可能園中濕度高，久久不能成事，惟有拿鋤頭掘地成坑，草草埋葬。

警官隨即將強仔押往坪洋新村的凶屋，作案件重演。抵達現場時，強仔帶領警方到後園山丘另一處地方，起出了死者的其餘身軀，惟屍首已殘缺不全，雙臂有明顯切口，兩隻手掌亦告失去，由於死去多日，屍體已經發脹，腐臭無比。強仔説原本想將死者火化但不成功，之後索性將屍體斬件，他用菜刀輕易地把死者的頭顱切下，之後再嘗試斬斷其雙臂，卻不懂如何下手，劈過幾刀便放棄了，不過同時意識到手掌部份也應毁掉，於是便將死者的雙掌劈下，同時用火焚化成骨灰，混在土壤中。

強仔説：「頭的部份看起來很恐怖，當時只想快點把它隱藏，而其他殘肢則可以慢一些處理。除外，他也把死者的遺物，如校服、書包及一對黑皮鞋等帶到山丘上焚燒，製造死者在回校前後失蹤的假象，目的是要將自己受到嫌疑的可能性排除。」之後，警方果然在後園撿出疑似骨灰的泥土，隨之納入塑膠袋帶署存查，並同時在山丘上找到了上述死者的遺物，已被燒毀了一部份。

晚上九時，法醫官到場，初步檢驗屍體，斷定死亡時間已超過一星期，死者有否遭受姦污則要待作詳細化驗。可是，卻發現了一個極不尋常的地方，令案情急轉直下。就是死者頭顱的天靈蓋有一處很深的破洞，估計是被三角銼之類的利器所造成！這樣就嚴重了，即可能涉及謀殺。警方稍後在屋內搜索，除了撿出菜刀，還有一支約二呎長的水喉鐵、一柄鐮刀和一柄餐刀，認為這些東西都可以用作殺人的兇器。警官再次對着強仔詢問：「為何死者的天靈蓋有破洞？」強仔大呼冤枉：「這個我倒不清楚。」但案情似乎比想像中複雜，同時也不排除有同謀或幕後主使人等等。

六月二十七日，強仔被警方落案控以謀殺罪名，並於翌日在荃灣兒童法院提堂。年僅十三的他，就被控以謀殺之罪，可説是香港記錄上所未見。被告謝志強於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在打鼓嶺坪洋新村，謀殺六歲女童莫雅倫。根據法醫官驗屍報告，死者屍體曾遭火燒，雙掌被斬去，屍體殘缺不全，但下身仍然完整，頭部左邊由頭頂至下顎處，有一條大傷痕，裂開程度顯著，天靈蓋的破洞相信是被人用利器重擊所致，死者沒有遭受姦污。若然表面證供成立，強仔將會轉解最高法院定讞。

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，終於在最高法院開庭審理，控方將原本控告的謀殺罪名改為誤殺，檢察官陳述案情，指被告因非禮不遂而干犯誤殺，這時剛滿十四歲的強仔，延聘大律師出庭否認控罪。同時，法醫官表示由於屍體已嚴重發脹腐爛，未能確定死因。案件審訊了三日便告終，四月十六日，陪審團經三個半小時退庭商議後，一致裁定被告誤殺罪名不成立，強仔毋須答辯，當庭釋放。

觀塘康利道金豪閣綁架案(1979年)

王昌耀(41歲)，跟妻子張氏(30餘歲)，及四名子女，一家六口居住在觀塘康利道25號，金豪閣二十樓A座，王先生是一位小老闆，與友人唐某在觀塘鴻圖道合資開設「南陽製衣廠」，後者也是王氏夫婦四名兒女的契爺。

1979年3月25日，星期天，一家人吃過早餐後已是上午九時過後，王生和太太帶兒子家倫和女兒思琪的小手到同一座大廈的七樓C座契爺的家玩耍。當升降機到達七樓的時候，兩個小伙子衝了出去，還在升降機內的爸媽高聲吩咐兩人11時前必定返家。

下午12時過後，王先生夫婦回到家中，發現家倫與思琪並不在家，連忙詢問長子及女兒，兩人都答不出來，夫婦便立即去到契爺唐某家中了解情形。唐某大為緊張：「他們11時前已經離開了！」，並安撫兩人：「會否家倫帶了妹妹出外玩未返？」，王太搖着頭：「契爺你不是不清楚家倫的品性，乖巧又怕事的孩子，他絕不會有這個舉動！」，唐某聽後亦覺有理建議説：「不如我跟你丈夫出外尋找一下？而你就留在家裏等待消息，説不定兄妹倆不久便自行回家呢！」王太認為這也是一個辦法。幾小時後，王先生與唐某帶着疲乏的身軀回來，他們沿着住宅附近一帶的康利道、康寧道，以至觀塘區所有的兒童遊樂場及公園等搜索，同時留意交通情況，看有沒有小童在街頭被車輛撞倒等事故發生，但甚麼都沒有發現。

晚上7時電話突然響起，王先生拿起了聽筒，「王先生嗎？不必找了，你的兩名心肝寶貝在我這裏…」一名陌生男子淡淡的説。這名操廣州話口音的陌生男子繼續説：「我不喜説廢話，請準備二十萬贖金，交錢的時間及地點，下一個電話會通知你。」這時，王先生故作鎮定：「哎呀！我只是一個經營小本生意的商人，霎時間怎能有這麼多現款！若是三數萬的數目，隨時都可拿出，不如你們就通融一下好嗎？」陌生男子以體貼的口吻：「我也知道你的困難，現在不就是給你一天的時間，方便籌措嘛！一條命十萬，難道你説他們不值這個數目嗎？」「慢着！你説我的兒女在你手上，那就不妨給我聽聽他們的説話聲！」王先生頓起疑心。「聽聲音倒不太方便，但我可説出他們的特徵，例如現時是穿着甚麼衫褲鞋襪，又或者出生日期和就讀學校等…」陌生男人從容地説。結果全部講得一清二楚，絕不含糊。

掛線後，王先生夫婦決定不報警求助，覺得如果金錢可以化解危機也就應大事化小，不予追究。再者，假如警方插手，綁匪知悉後必然會加害兩名小孩，有這種想法，其實是無可厚非，但綁匪的手段如何，也是未知之數。

翌日3月26日，王氏夫婦籌措的贖金仍不足夠，只有八萬三千元。正當懊惱之際，陌生男子一連撥了好幾個電話給王宅，通知交付贖金的時間與地點等等，對於只籌得八萬三千元這個數目，竟欣然接受。晚上8時正，王先生獨自來到灣仔修頓球場，在橫街上找了屬於聯合公司的10號貨櫃車，然後將贖款拋入車斗內。王先生是依照綁匪的吩咐做，事後即匆匆回家與妻子一同等待有關釋放兩名孩子的消息，可是通宵達旦，只是苦等，沒有下文。

延至3月27日下午，終有來電，「王先生，我們還未收到贖金啊！」一名陌生男子在電話中説，此人是講純本地話，聲線跟之前操廣州口音那個男子明顯截然不同。王先生聽到後，緊張又憤怒地説：「明明照你們的吩咐將贖金送去了，既然收了就不能言而無信，江湖道義何在？！」對方未有回應，並掛了線。30分鐘後，那個有男子又再來電：「王先生，贖金確實已收到了，是我搞錯的，不好意思啦。」王先生：「那我何時才可以領回兩個孩子？」陌生男子：「這個嘛，恐怕有點阻滯，你所給的金錢數目太少，而我們『手足』眾多，分贓不均，現在你要多付十萬元，否則貴令郎和令媛會死得很慘！」事情陷入窘境之地，王先生一邊將情緒克制着，一邊則儘量以真誠態度跟這名男子展開談判。結果，對方又願意只收三萬元。

3月28日傍晚，王先生根據那名男子的指示，單人匹馬的走到銅鑼灣怡和街，在一條後巷中找到一個垃圾箱，後將盛載金錢的信封投入箱中，便匆匆離去。王先生相信匪徒今趟不會再食言，還祈望兩個孩子可早日平安歸來，然而，這也許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。王氏夫婦一直在家中緊守着電話旁，心情被煎熬得死去活來，惟再沒有來電。凌晨三時過後，王先生等得不耐煩了，毅然再跑到怡和街，竟發覺箱中的贖金仍在，顯然匪徒沒有到場拿取。往後日子，綁匪再沒有聯絡王氏夫婦，如斯景況，夫婦倆已沒有任何良策，也沒任何有預算，後經朋友再三勸喻下才決定報警求助。

3月30日警方罕有地在亞皆老街九龍警署總部召開記者招待會(綁架案通常在未尋獲肉參時，不希望被廣播媒介宣揚) ，講述案情經過，基本上與王氏夫婦跟記者所説的相若。警方推測綁匪可能跟小童或其家人認識，換句話說，兄妹倆未必受到暴力或強行擄走，那他們在甚麼地方被擄走？這個謎圑很難拆解。

• 可能性(一)：兄妹倆每個星期天慣常活動，就是早餐之後到七樓契爺唐某住所玩耍，11時前返家，案發當日也是做着同樣的事情，推斷綁匪埋伏於七樓梯間，當二人離開唐宅後，趁等待升降機時，一舉將兩人制服或施以利誘，再帶到樓下停車場，推入車內送走。若這點成立，綁匪真是有天大的本領，要知道，王家所住的金豪閣，每座均有保安人員24小時把守，大廈外圍亦設有保安室(當年還未採用CCTV)綁匪竟然可以在大廈內外自由出入，更可以率着兩名小住客離去，同時能夠擺脫保安人員的視線範圍，可謂離奇。案發日，所有當值保安人員均未發現任何異樣。

• 可能性(二)：兄妹倆在離開契爺唐某住宅之後，根本沒有回家，而是跑到街上嬉戲玩樂，之後被綁匪盯上擄走。若這點成立，要相當「巧合」的情形下才發生。王氏夫婦表示哥哥家倫一向聽話懂規矩，沒有父母批准下，絕不會貿然帶妹妹逛在街上，而這種事情之前也從未發生過，然而世事總無絕對，假如哥哥在那天突發奇想，在沒有知會父母的情況下，拖了妹妹在街上逛，這是第一個「巧合」。剛就在這個時候，綁匪正準備就緒綁架兩兄妹，忽見他們步出大廈，順手拈來將之擄走，可説是得來全不費功夫。

但這種「恰巧遇着剛剛」的即興式綁架，對於以部署嚴密及計算精準見稱的綁匪來説，實屬罕見。但案發當日，大廈外圍保安室的人員，未曾看見兄妹倆步出大廈外，這個謎思暫且未能破解。

那匪徒又會是甚麼人呢，是跟王家熟稔的人，肯定就錯不了，親戚、朋友、公司夥計等都會被警方仔細查問。惟有一人，他是王先生的老朋友兼公司合資人，住在王宅咫尺的契爺唐某，會有嫌疑的可能嗎？據警方發布的消息或其他報導，都未有觸及。

本案交由九龍刑事偵緝總部重案組負責調查，並設有廿四小時熱線電話，以便報料者聯絡。偵騎四出，同時廣布「線眼」及懸紅五萬元。可是一星期後，調查工作仍毫無寸進，警方在4月6日將懸紅提高至十萬元，並懷疑兄妹倆已被人攜返大陸(即人口販賣)，並審視王氏夫婦的所有親朋戚友，若案發前後有離境記錄者，一律帶署協助調查。

5月9日，香港一名總督察，赴澳門要求當地警方協助調查此案，但未有所獲。5月27日，王氏夫婦接受記者訪問時説，警方接手調查初期，每天有六、七個不同的人來電自稱是綁匪，相約王先生到酒樓會面，但當他到達時，「綁匪」卻沒有露面。警方事後查得電話多由新界粉嶺及上水撥出，因此懷疑藏「票」地點可能在該兩區，派員到上述地點搜查，但沒有結果，相信是好事之徒的惡作劇。

7月16日，警方相信「肉票」未死，並知會國際刑警協助偵查，但負責該的専案小組表示未有任何新線索。自此此案便沒有下文，謎團未破，而王氏兄妹依然音訊杳然。

偉錦園7樓D座命案(1976年)

1976年10月5日早上八時，有住客致電管理處，鄰近單位有很多水流出來，連走廊也弄濕了，要求管理員到樓下單位查看。管理員前往查看，果然見有水不斷由單位流出來，他按響門鈴，足足五分鐘仍無人應門。管理員返回管理處，打電話到該位業主朱敏慧家中，但電話沒有人接聽。這時，早班管理員到來接班，知道這事後說︰「如果水繼續流出，流入電梯槽就會弄壞升降機，不如先關上大廈水掣，好不好？」，夜班管理員說：「關了大掣，整幢大廈就沒水可用，設法關了那個單位的水掣，才是辦法。」，早班管理員說：「單位的水掣在屋內，我們關不到。」兩名管理員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，剛有相熟的巡警進來找他們聊天，於是向巡警說了這件事。巡警跟隨夜班管理員到朱敏慧寓所，單位仍有水流出，巡警按門鈴，依舊沒有人應門。當他查看鐵閘有沒有上鎖時，鐵閘竟隨手而開，木門也是虛掩，一推就開了，屋內已成澤國，似乎有不尋常事情發生。警員由於無擅自入屋調查權力，巡警將情況通報上峰，要求增援。

一名高級警官率領警員到場，審視情況後，運用警官權力，入屋調查。各人涉水入屋，發現水是由客廳右方的浴室流出來，浴室的燈光仍亮着，警官一馬當先進入浴室，眼前景象令他呆在當場。一具死魚白色胴體，身上只穿一件薄薄粉紅色睡袍，半浮在浴缸內，屍體已經僵硬。浴缸的水龍頭被扭開，水不斷流入浴缸內，浴缸盛滿水後，盛不下的水流出浴缸，沿地面流走，浴缸的水浸至屍體頸部，屍體上多處刀傷傷口，已被水浸得發白，再沒有一絲血液流出。

管理員認出，死者是上址住客朱敏慧。法醫到場將水掣關上，從浴缸抬出屍體檢驗，發現死者胸部及腹部有多處刀傷，致命一刀在頸部，割斷大動脈及咽喉。法醫說：「死者前額額骨破裂，顱頂有不少頭髮脫落，相信死者曾被人扯着頭髮，將她的前額撞向牆壁。」，法醫推測，朱敏慧死亡時間在凌晨三時左右。

探員在現場未發現可疑物品及指模，單位內的水掣已關上，但水卻沒有消退，探員感到奇怪。屍體舁走後，探員發現浴缸、浴室、廚房的去水口，被人用香口膠封住，令到水不能流走。兇手這樣做，目的是用水去消滅留在地面的證據。兇手用香口膠塞住去水口，令探員百思不得其解，要塞住幾個去水口，最少要幾包香口膠，有哪個兇手會隨身帶備幾包香口膠？從浴室的乾淨程度推斷，兇手在浴室內殺害死者，搬入浴缸內放血及沖洗，再用水清洗浴室，消除血跡及指模，避過警方追查。(現今科技可在被洗清洗過的地方，套取指模及血跡，但當年沒有這種科技。)死者的死亡時間，令探員更加困擾，法醫推斷在凌晨三時斃命，住客卻說在早上七時聽到朱敏慧的單位傳出男女爭吵聲。

法醫再三剖驗屍體，種種數據都顯示死亡時間是凌晨三時，但有住客聲稱在早上七時聽到爭吵聲。探員經調查後，大廈內有不少住客，都說在早上七時左右聽到爭吵聲。雖然有眾多證人，但探員仍以法醫判斷為準，除「屍體會說話」外，「流水量」亦是旁證。探員測試過浴室水龍頭的流水量，要注滿浴缸(扣除屍體體積)，浸滿地板並流出屋外，最少要三小時。換言之，若死者於七時遇害，水不會這麼快就流出單位之外，單位何以在早上七時傳出男女爭吵聲，仍是一個謎。

探員其後查到，朱敏慧在一家銀行有一個保險箱，保險箱內除有些名貴首餘外，還有一本大型記事簿，記事簿內密密麻麻寫了數百個人名，每個人名旁邊，都寫上兩個日期及一些英文字母，記事簿內的名字，不少是香港富豪及士紳名流。探員發現，朱敏慧命案揭發後，記事簿內的十多個名流，突然離開香港，似乎知道警方會調查他們，這些人不與警方合作，探員也無可奈何。幸而，有些名流願與警方合作，解開了一些謎團。

探員知道人名旁邊的兩個日期，一個是那人的生日，一個是他們與朱敏慧第一次見面的日子。在記事簿內，人名後有個B字十分普遍，推測是普通朋友的意思。探員認為，人名後的英文字母愈多那人與朱敏慧的關係愈密切。這些人共有十二個，全是香港有頭有面的人，他們全部拒絕與警方合作，其中一個名流，亦曾在朱敏慧家中出現。探員打電話給名流的秘書要求約時間會面，未幾，警方高層接到名流投訴。最後，這位名流同意由高級警務人員為他錄口供。不過，他卻十問九不應。

朱敏慧死訊傳出後，一名姓許男子主動與警方聯絡。「我是朱敏慧的丈夫，雖然已經分居，但仍是夫妻。」姓許男子，全名許清海，「這幾年來，我在菲律賓做麫包生意，我的兩名子女都在香港，由我媽媽照顧，我經常回港與他們見面。」，「出事前一天，我與她喝完茶後，返回菲律賓，朋友打電話給我，說她出了事，我就立刻趕回來。」

許清海說，他與朱敏慧在十四年前認識，當時他在香港做生意，經朋友介紹認識，他當時不知道朱敏慧是東方舞廳的舞小姐，藝名嘉玲。許清海對朱敏慧一見鍾情，三個月後向她求婚。這時，朱敏慧坦白說出她是舞小姐。知道這事後，許清海一度猶豫，但最後仍娶了她，當年朱敏慧二十三歲。翌年，朱敏慧誕下長女蓉蓉，長女出生後，兩人婚姻出現裂痕。許清海說：「八年前，兒子康敏出世後，她重返歡場，搬到外邊居住，我們變相分了居。」

1967年，朱敏慧重返東方舞廳，當時她已二十八歲，雖然青春不再，但女人味更濃。朱敏慧知道，歲月不饒人，長久之計，是找到「接班人」。1967年9月，十八歲少女茵茵，受到姑爺仔唆擺，到東方舞廳做舞女，朱敏慧用手段將茵茵「據為己有」。1972年，朱敏慧三十四歲，她開始為退休舖路，她在廣播道買了一個單位，與茵茵一起居住，朱慧敏打算把所有客人過戶給茵茵，把茵茵當作自己的搖錢樹。可是，茵茵失戀後，自暴自棄，不到舞廳上班外，更酗酒及吸毒。1975年3月，茵茵在偉錦園家中，服食過量藥物暴斃。茵茵死後，朱敏慧被逼重出江湖，這一年，她已三十七歲，雖然保養得不錯，但已呈老態，無法靠美貌招徠，朱敏慧改以「性虐待」吸引「顧客」。

在朱敏慧的「舊相好」中，很多人都喜歡「性虐待」或「被性虐」，「性虐待」是「皮肉錢」，每做完一次，朱敏慧都要「休養」幾天。做這些變態行為，需要不少「道具」，朱敏慧通常都會帶「客人」回家。探員循「性虐待」這條線索，再搜查朱敏慧寓所，在睡房找到一個滿載「性虐待」道具的皮篋，探員解開了朱敏慧寓所呻吟聲之謎。案件加入「性虐待」這個元素，案情更加複雜，朱敏慧會否在「性虐待」期間因失手被殺呢？「性虐待」是醜聞，朱敏慧會否用以勒索他人，招致殺身之禍呢？

最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朱敏慧死後，很多人都爭着為她辦理喪事，那些人包括朱敏慧的姑媽鄭太，她亦是朱敏慧的養母，另一個是著名珠寶商人，他說與朱敏慧感情深厚，願負責她的殮葬費，第三批是東方舞廳的大班及舞小姐，他們發起募捐，為朱敏慧籌殮葬費。最終，殮葬事宜由朱敏慧丈夫負責，據知，一切費用都是那名珠寶商人支付的。

此案警方雖作廣泛調查，但至今仍未拘捕到兇手。

藍田姦魔(1976年)

1976年8月7日，天氣特別悶熱，吳先生一家人在家吃過晚飯後，一同去附近的公園乘涼。9時30分過後，吳先生稍有睡意，於是和二女兒吳惠娟先行回家。吳家居住在24座八樓731室，當年的公共屋邨不是每一層都有升降機設置，他們要乘升降機到十五樓，再步行至八樓家中。途中吳先生突然發現鎖匙遺留在太太那裡，於是吩咐二女兒阿娟去媽媽那裏取回鎖匙。10時過後，吳先生在自宅門外等了半小時，仍未見阿娟回來，顯得極不耐煩，於是跑到街上詢問妻子。吳先生和妻子説明情況後，在附近搜索，沒有結果。

翌日，8月8日上午11時50分吳先生夫婦向觀塘警署報案求助，警方列作少女失蹤案件處理，並派員在區內四周搜索及偵查。下午2時30分，街上有消息傳來，説22座對開的垃圾場內，發現一具女童屍體。吳氏夫婦趕到現場，一看之下，不幸女屍正是愛女阿娟。阿娟的屍體是在一個大垃圾桶內發現，地點是靠近22座附的一個垃圾場，跟所有樓宇一樣，這邨每座每層均設有垃圾房，居民棄置垃圾後，由清潔工人處理妥當，沿着垃圾槽內扔下，此槽直通地下的大垃圾桶，所有垃圾廢物瞬間便可納入桶內，每天清晨8時左右，垃圾車便前來收取，之後載往堆填區或火化場處理。

話説這天2時10分左右，清潔女工黃玉瓊(瓊姐)，正準備將第二個垃圾桶推至垃圾車的位置時，發覺異常沈重，好奇下將垃圾桶的蓋子揭開，並用手翻開垃圾，卻發現一束頭髮，起初以為是洋娃娃玩具之類，掘深一層再看，竟是一具女童屍體，瓊姐驚呼狂叫，引起附近幾名清潔工人注意，大家催前觀看，方知大事不妙，立即報警處理。警方推斷兇徒殺死女童後，沿垃圾槽將其扔下，死者跌進垃圾桶內，屍身極為骯髒，令人心酸。那究竟從哪一座大廈扔下？又是在哪一層呢？垃圾場主要收集的，是22與24座的住户垃圾，換句話説，由這兩座扔下的可能性最大。而死者所住的24座，是跟22和24座相通，這是當年公共屋邨的設計。這點，讓警方在調查方面感到頗為棘手。

下午3時許，政府法醫官到場，初步檢驗女童屍體，死者高3尺6寸，全身僵硬，赤足，上身所穿恤衫被捲起至頭部，下身赤裸，其所穿的內褲外褲均失去，陰部滲出血跡，頸部有瘀黑傷痕，背部有兩處輕微刀傷，相信是被行兇者挾持時用刀所造成。死者曾遭強姦，致命原因是被扼斃，死亡時間大約在8月7日晚上10時至翌晨2時(但官方之後調整了死亡時間為晚上9時30至10時30)。

下午5時30分，警方派出150名藍帽子到場，查問了22至24座的每一住户，並搜索24座的每一個垃圾房，未有所獲。6時許，在22座八樓一處垃圾房卻有發現，撿獲一條女童紅色底褲、一條橙黃色外褲，一對膠拖鞋，所以初步認為死者在此處被害，但亦不排除兇徒在別的地方犯案，事後將死者遺物棄在這裏，警員於晚上9時15分結束搜索行動。案件被揭發後，有一名青年向警方提供消息，謂在8月8日凌晨2時許，當他歸家之際，經過24座五至六樓梯間時，垃圾房曾傳出女孩子的嘩叫及哭泣聲，警方相信這正是死者遭害的時間，這名青年之後被警員帶署問話。

警方將案列為兇殺及強姦案處理，並懸紅一萬元緝兇，呼籲目擊者速與警方聯絡。可是經過一輪調查，警方尚沒法確定案發地點，而稍前在22座八樓的垃圾房撿獲之物即兩條女童內外褲及一對塑膠拖鞋等，事後證明不屬於死者所有。警方曾將一具符合死者身型及體重的女童模型，分別在22座樓宇各層，尤其在14至16樓之間從垃圾槽滑下，看看跌在什麼位置，以推斷兇徒在哪一層棄屍，但這個造法純屬「測試」，根本沒有效果，警方表示，有信心在短期人捉拿兇徒歸案，惟實際情況跟預期頗有落差。

8月9日上午10時，九龍區警察刑事偵緝組及兇殺組人員，另150多名藍帽子警員，由2輛吉普車、7輛大車駛至藍田邨現場，隨即分為三隊，每隊再分三個小組由幫辦及警員率領，每人手持死者生前資料與照片，向區內二千五百户居民逐家叩門訪問，搜集更多資料和線索，務求獲得有關兇手的特徵或行事活動等。透過訪問調查所得，揭發邨內治安烏烟瘴氣，風化及打劫案時有發生，強姦案也有不少，當中受害者大都啞忍吞聲，敢怒不敢言，未有舉報，但其中一項重要發現，是由部份不願透露身份的受害人及目擊者提供，雖然他們不能確切描述色魔的某些特徵，卻可説出色魔的年齡，介乎20至30歲之間，究竟色魔是一個人，還是不同人，未有定論。調查人員將資料記錄在案，移交偵緝部處理。

另外，被非禮的受害者，大多數都是8、9歲，推測色魔同時有戀童癖傾向，而犯案地點都是在垃圾房及升降機內，尤其大廈垃圾房，可説是少女被非禮的「黑房」，這裏的門鎖常常被人惡意撬開，「老同」自出自入，成為他們吸食毒品的溫床，大廈的清潔女工曾多次向屋邨管理處投訴，但從未見改善。令人震驚的是，藍田邨在1974年7月1日，住在20座年僅歲半的何家健，在自宅門外走廊玩耍的時候，突然人間蒸發，失蹤7日後，屍體被發現在同邨22座十四樓的空置單位內，頭部倒插廁坑，身體滿佈傷痕，下體被滾水灼傷，死狀悽慘，懷疑被變態狂魔虐殺至死，兇手迄今未被擒獲，成為懸案。

屢破奇案的「光頭神探」貝亞接手調查此宗姦殺案，親自前往案發現場，找尋線索，他們相信，擒兇是指日可待。而警方亦安排死者吳惠娟之妹，穿著其姊生前服飾，由警方人員陪同下在邨內一帶徘徊，希望目睹居民能憶及是日案發的情形等事。8月9日晚，警方在邨內押走3名「飛型」青年，涉嫌與案有關，翌日三人卻隨即釋放了。其實，警方連日接獲若干信件，就該宗姦殺案提供很多頗有價值的消息，因此，正展開另一項行動。

8月15日上午8時45分，死者吳惠娟的靈柩運返藍田邨，並在伏屍的地點進行路祭。在路祭期間，便衣探員一早在附近埋伏監視，發覺一名男子行動鬼祟，神情閃縮，他走到祭台前上香，因為形跡可疑，引來探員從中跟蹤，之後展開行動將他拘捕。這個男子年約40歲，單身漢，家住在24座，即跟死者同一座大廈，記錄一查，原來他曾干犯非禮案，並留有案底，立即將他帶回警署扣查，嚴加盤問。翌日，這男子又被釋放了，原因是有多人作證，案發當天他不在現場，與案無關。

可是經過多天偵查，案情始終未見突破，由8月18日開始，警方進行第二次問卷調查，將調查矛頭指向邨內四十多名曾患痲瘋的病者，原因是這些人不易接近異性。另一邊廂，聘請了四位年輕貌美的少女，年齡由19至23歲，打扮成工廠女工模樣，由警探掩護，日以繼夜在藍田邨一帶穿梭來往，藉此引誘冷血色魔上釣，但始終聲沉影寂。

9月3日的深夜，秀茂坪邨第30座一名4歲姓潘女童被人抱走，直至清晨才發現身處垃圾房內(幸好沒有被殺害)，曾遭強姦。警方展開偵查後，迅速在該區拘捕了兩名青年，由於作案行徑跟藍田邨姦殺案幾近相同，一度推斷是這兩人所為，但之後證實沒有關連。自此，此案至今懸而未破。

荔枝角蝴蝶谷女屍案(1976年)

1976年3月23日早上六時，工地夜班看更余國祥放工後，途經呈祥道近衛民村第六區入口一百米的地方時，發覺有些血腥味，血腥味愈來愈濃。阿祥雙眼向四面探索，看到在不遠處的山坡草叢，有一隻人腳伸出來，那隻腳沒有穿上鞋襪。阿祥心想，可能是晨運客失足墮下山坡受了傷，他離開小路，急步走近，看見一名二十多歲女子倒臥在山坡，頭下腳上，已經全無知覺。由於余國祥學過急救，於是蹲下檢查她的情況，當時她已經沒有呼吸，全身冰冷。余國祥抱一絲希望，打算為她施行『心肺復甦法』，但揭開她身上所穿的中褸時，看見她胸部有傷口，血液已經凝固，肯定她已沒有生還希望，於是折返地盤報警。

法醫奉召到場，初步檢驗屍體後對探員說：「屍體上共有五處傷口，兩處在胸部，三處在腹部，相信由三角銼造成，死者胸部首先中銼，兇器穿過死者所穿大褸、羊毛衫、內衣、直入體內，腹部三處傷口，兇器並沒有刺穿死者衣物，兇手扯開死者所穿的西褲及內褲，隔着玻璃絲襪襪褲，用三角銼直插死者身體，死者兩邊乳房都受傷，致命傷在左乳，三角銼刺穿心臟動脈，內出血過多致死，兇手存心奪命，三角銼刺入體內後，兇手還將銼扭動，擴大傷口令死者體內嚴重受傷，死者下體並無精液，身上亦無其他明顯傷痕，左臉下有兩處被香煙灼傷痕跡，相信是死後造成，死者衣物上遺下不少頭髮，髮質與死者相符，從斷口判斷，相信是被人大力扯下，可能是兇手扯着死者的頭髮，再用三角銼插她。」

法醫驗屍後，屍體送殮房作進一步剖驗。屍體舁走後，探員在現場一帶搜尋證據，離屍體不遠處，有一隻K金戒指及一個女裝手錶，附近草叢有一隻水松木高跟鞋，與死者腳上所穿的另一隻鞋配成一對。為更快找出死者身份，警方向傳媒發放有關死者資料及照片，「死者年約二十二至二十五歲，五呎一吋高，身穿紅色有花紋羊毛衫、黑色褲，外穿一件中褸、腳穿三吋高水松木高跟鞋。」

1976年3月25日，命案揭發後兩日，有人到牛頭角警署報案，說妻子失蹤，可能已遇害。坐堂幫懷疑案件與蝴蝶谷女屍有關，通知深水埗警署，探員安排他們到紅磡公眾殮房認屍，確定死者是余錦華(又名余秀華)。余錦華的母親對探員說：「22日晚上十一時許，華女(余秀華)打電話給我，閒話家常，沒有說有甚麼事發生，我們談了一會就收線。」。

余錦華，二十二歲，與比她大十三年的劉淦溪同居，兩人租住牛頭角聯安街303號，泰興大廈六樓B座騎樓房，上址共有六伙人家。劉淦溪有妻子及三名子女，仍未辦離婚手續，與余錦華是同居關係，兩人已育有一名歲半大女兒，交由旺角一家託兒所料理。余錦華與父母及姊弟妹一家人原住灣仔洛克道天台木屋，後來天台木屋清拆後，一家獲安置入住梨木樹邨第九座三樓三二九室。遷居後，余錦華轉到梨木樹邨萬好酒樓做收銀員，認識了酒樓東主的兒子，已有妻兒的劉淦溪，劉淦溪當時是酒樓的購物總管。

劉淦溪對余錦華一見鍾情，展開猛烈追求，兩年後共賦同居，誕下女兒翠珊。劉淦溪與元配妻子及兩女一子(年齡由四歲至七歲)，元配妻子掌管梨木樹邨萬好酒樓，發現丈夫有婚外情，搬到元朗居住，案發前申請分居，獲高院批准。劉淦溪因拋妻棄子，被家人經濟封鎖，余錦華亦被辭退。劉淦溪的好友對探員說：「太子一向享受慣，過不了貧困生活，曾向老爺尋求經濟援助，老爺要他離開那個女人，回到髮妻身邊，令他感到為難。其實當時太子與那個女人的激情已經冷卻，離開她沒有問題，只是捨不得可愛的女兒。太子曾向那個女人開出條件，要求分手及取回女兒，對方反對，兩人經常爭吵，那個女人曾多次被打傷。他們是同居關係，法律上，女兒撫養權屬於那個女人，太子曾說可給一筆錢換撫養權，但被拒絕。最近，那個女人同意與太子分手，但仍堅持不會交出女兒的撫養權，這種轉變，是因為那個女人識了另一個男人，兩人已有肉體關係，經常在外度宿，太子知道這事後，十分不滿，兩人因這事經常爭吵，並大打出手。」

1976年3月21日下午，余錦華帶女兒回娘家，傍晚六時，劉淦溪突然到外母家中，接走余錦華兩母女。余錦華的家人對探員說：「余錦華原本打算我們一齊吃晚飯，但劉淦溪要她立即回家，令她不高興。余錦華對我們說，她與劉淦溪的感情破裂，她亦已找到一個愛她的男人，打算嫁給他，對於她這個決定，我們沒有反對。」

探員根據同屋提供資料，案發前一晚，即3月22日，晚上七時，同屋見余錦華與劉淦溪回來，兩人一先一後進入房間，而晚上七時開始，廳中的電話不停響起，大約有七八次，余錦華經常由房內出來接聽電話，到十時左右，又有電話打來找余錦華，而余錦華愈說愈大聲，最後更說起粗口來。之後，余錦華重重放下電話，氣沖沖返回房間。大約十多分鐘後，當時大約十一時，同屋看見余錦華換了衣服出門。

翌日(3月23日，屍體被發現)晚上，劉淦溪打電話回來找余錦華，問她在不在家。同屋到他們所住的房間拍門，房內沒人應，同屋對劉淦溪說，你的太太不在家。劉淦溪聽了對我說：「若你見到我太太時，麻煩你對她說，我今日打通宵麻雀，不回來睡覺。」二十四日早上，劉淦溪打電話找我，問他的太太有沒有回來，我再去拍門，房內沒有人應，於是告訴劉淦溪，說他的太太不在。劉淦溪聽了我的說話，大叫：「慘啦！我今日看報紙，那段蝴蝶谷女屍的新聞，刊登的死者照片，與余錦華十分相似，她身上所穿衣服，亦與她差不多。」，我聽了他的說話後，呆住了，劉淦溪亦收線。收線後，我立即落街買報紙，看見那張相，可以肯定死者就是余錦華，我記得，余錦華當晚外出時，穿一件啡色中褸，紅色羊毛衫，前面有白色圖案，腳穿水松高跟鞋，與死者衣飾一模一樣。下午二時左右，劉淦溪從外回來，入房一會後，出來對我說：「慘啦！那具屍體可能就是余錦華，她的啡色中褸不見了。」，我叫他報警，但他說等一會才決定。到了下午五時，他才與余錦華的父母一齊報警。同屋的說話，令探員對劉淦溪的行為感到奇怪。

首先，在屍體被發現後，他反常地打電話給余錦華「交代行蹤」。翌日早上，若牌局已散，他為何不回家？為何再次打電話問同屋余錦華在不在家？如果牌局未散，他又怎會看到報紙有關這案的報導？他看報後懷疑太太遇害，為何不立即回家或報警？他在下午二時回家，知道妻子不在，為何要拖至五時才報警呢？同屋看報後，認為死者是余錦華，為何身為丈夫的他反而不能肯定呢？以上疑點，令探員覺得劉淦溪可疑，加上他亦有殺人動機，就是取得女兒的撫養權。

專案小組將手頭證據及推測進行案情重組︰3月22日晚上十時許，死者接到一個電話後外出，之後打電話給死者的人叫阿甲，他說要自殺，要求見死者一面，死者最初拒絕，其後改變主意去見阿甲。根法醫驗屍報告，死者於3月23日，凌晨一至三時遇害，而屍斑分布，相信發現屍體的並非第一現場，兇手將死者殺害後，移屍到蝴蝶谷，從時間推斷，死者離家至遇害，約三至五小時。

據調查所得，死者丈夫報稱於3月23日，在梨木樹邨與酒樓伙計打通宵麻雀。死者在牛頭角居住，屍體被棄於蝴蝶谷，如果案件與死者丈夫有關，兇案第一現場，可能在梨木樹邨。4月5日，探員扣查梨木樹邨一家酒樓的客貨車，車廂內有幾滴乾涸血跡，經化驗後，證實與余錦華的血型相符。稍後，探員拘捕劉淦溪，要求他提出不在現場證據。劉淦溪說，案發時他一個人留在牛頭角家中，由於無不在現場證據，雖然獲准以五千元保釋，但要隨傳隨到。稍後，警方拘捕三名男子，他們報稱在死者遇害翌日，與劉淦溪一起打麻雀，經調查後獲釋。

7月12日下午一時，探員到牛頭角萬好酒樓，拘捕劉淦溪。翌日，劉淦溪被解上北九龍裁判署提堂，控罪指他謀殺女子余錦華。1976年10月10日，裁判官奧地研究案情後，裁定被告謀殺罪名表面證供不成立，當庭釋放。

法律界人士認為，裁判官的決定，主要因為控方無直接證據證明被告是兇手。被告不在現證據雖然有疑點，但緃使當時他的確不在家，也不表示他就是兇手。「另一對被告有利的地方，就是死者接電話時，被告仍屋內，即打電話給死者的不是他，除非他與人串謀，或死者向他報告行蹤，否則他是找不到死者然後加以殺害的。至於在客貨車車廂找到的血跡，由於數量太少，加上只是血型相符，不排除是其他人遺下，所以未為法庭接納作證據。若血跡證物仍在，以現今科技，可檢驗DNA，從而確定血跡是否死者遺下。」

犯罪行為分析專家認為，兇手扯着死者的頭髮行兇，三角銼插入後再扭動以擴大傷口，死者身上傷口都集中在性器官上面，包括左右乳房及腹部，有理由相信，憎恨性器官的兇手可能是一名女性。

城門水塘女童命案(1976年)

1976年2月8日早上，何慧良從外母家裡接走自己的愛女嘉兒，到筲箕灣的「歡喜茶樓」品茗，之後隨處逛逛，見連日天氣回暖，風和日麗，決定帶女兒前往城門水塘郊遊，盡顯天倫。嘉兒自然興奮不已，因為能跟父親一起出外遊玩的機會，真的不多。晚上七時，夕陽早已西下，父女倆還未見回來，嘉兒的外婆和家人都開始著急起來，可是直至凌晨，仍沒兩人蹤影，一向疼愛孫兒的外婆，更是徹夜未眠。翌日早上阿良終於回家了，但只是單獨一人，嘉兒卻不見了。「為何只得你一人回來？我的乖孫在哪裡呢？」阿良說「沒什麼，只是送她回到祖母那裡住幾天。」。外母旋即撥電姻家那邊詢問情況，發現並無此事，深感詫異，事態顯然極不尋常，對著阿良不斷的窮追拷問，而他卻總是唯唯諾諾，支吾其詞，最後更一走了之。

縱然夫妻離異，可愛的嘉兒仍深得祖母與外婆寵愛，經常游走兩家，不時會住上好幾天。現在，嘉兒突然人間蒸發，兩家人都焦慮非常。2月11日，阿良相約前妻袁氏在北角區會面。阿良淡淡的說「嘉兒已經送給別人收養了。」，袁氏聽後大發雷霆：「你是瘋了麼？無緣無故將女兒送給別人，快給我解釋清楚！否則大家都不會放過你！還有，我要討回女兒的撫養權！」而阿良則問非所答，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，兩人交涉不果，最後他再次拔足而逃。

翌日(2月12日)，袁氏即聯同阿良的姐姐及母親衝往他任職的中華船廠，大吵大鬧，勢必討回嘉兒。阿良見一眾同事圍著看熱鬧，不時交頭接耳，心裡一想，家醜既不好外傳，又害怕影響其工作，隨即答應各人前往所屬「人家」，取回女兒。之後，他帶領著前妻袁氏、自己母親和妹妹到過港九各區「遊花園」，不得要領，都只是白走數趟，未能找到嘉兒，各人開始覺得他存心欺騙，而三個女人的謾罵威力不容小覷，重重疲勞轟炸之下，阿良雙手掩面，大聲喊著叫：「不要再這樣了！其實嘉兒已經不在這世界上，她在城門水塘的山邊摔死了！」此話一出，各人並無納罕，似乎也不再相信他的謊話，阿良甫即拖著幾人上了計程車，直奔城門水塘。

黃昏之後，到達目的地城門水塘，各人懷着忐忑不安與疑惑的心情，跟隨著阿良，終於來到山頂，山中小路錯綜複雜，陰森的廢棄舊戰壕內，傳出惡臭，走進去，看見一處稍為隆起的地方，上面蓋著一堆亂草與碎石。「你們要找的嘉兒，就在這裡，看看吧！」阿良邊說邊將亂草與碎石翻開，揭開之下是一具女童的屍體，頭髗幾近脫落，上半身肌肉殘缺不全，內臟亦被掏空，相信是被野狗吃掉，死狀極慘。阿良哭著說：「因為嘉兒一時貪玩，在山頂爬上高壓電線鐵塔時失足墮下撞著巨石而死的。」此時天色已暗，霎時未知怎樣善後遺體，只有強忍傷痛離去。

2月15日，死者的父母、外婆、阿姨及阿良的現任女友李秀蘭，一行五人，僱用了一部紅牌車，攜備香燭祭品，六塊木板(充當小棺材)，再次踏足死者伏屍的地方，以祭亡魂。當車子沿路直趨城門水塘途中，車廂內的女人時而飲泣，時而激動，還有不尋常的對話，這些全都聽進紅牌司機的耳朵裡。抵達現場後，衆人相繼下車，正想登山之際，巧遇一名城門水塘林務員，他看見男的手中拿著幾塊木板，而隨後的幾個女人神態悲戚，正在哭泣，覺得奇怪，便上前問個明白：「你們要去什麼地方？幹什麼？」阿良臉上微帶猶豫之色：「沒什麼，只是上山拜祭。」林務員起懷疑，心想這裡沒有山墳，亦非清明時節，更是新春期間，認為該男子答得實在荒唐可笑，但因自己休假在即，沒有根究。但他卻聰明地抄下紅牌車的車牌號碼，留作日後調查備用。

2月16日早上，林務員假滿上班，立即跑到之前發現臭味的地方搜尋，當行至金山山頭七號涼亭一號A區，途經一個廢棄舊戰壕時，臭味愈趨強烈，簡直中人欲嘔，唯職責所在，那有不看之理。他發現有一隆起物體遭新泥掩蓋，上面放有一對紅邊白色繡花膠底拖鞋，插有三支鉛筆似作一柱香，旁邊有香燭祭品，撥開碎石泥土，有大量蒼蠅飛撲而出，定神一望，見有一木箱，雖感恐怖，但仍硬着頭皮將木板揭開，誰知不看猶可， 一看嚇破膽！木箱之中，赫然發現有一具小童腐屍屈膝於內。林務員立即飛奔下山，返回城門林務辦事處，急電通知荃灣警署，派人前來調查。

經法醫官詳細化驗後，發現女童屍體的頭骨部份，有五個小洞，相信是被人用鐵釘用力插鑿而成，似涉及謀殺，那就非同小可了。警方即大舉偵查，從第一位發現屍體的林務員所提供的資料，很快便找出紅牌車司機，進行問話。司機清楚記得於2月15日，曾經接載一男三女乘客，由筲箕灣南安坊上車到城門水塘，之後回程時，是在北角南方大廈附近下車，他還憶起其中一人說過要為「阿囡」在一所佛堂，設置靈位云云。

荃灣偵緝主任很快便找出北角佛堂的所在，率同多名幹探前往，細心詢問佛堂方丈，證實幾日前，確實有人在此設立靈位，而家屬之住址亦同時被查出。2月18日凌晨時分，警方在筲箕灣將一名25歲男子帶署協助調查，確認此人就是死者生父阿良。死者為女童何嘉兒，在人世間僅活五載，實在可悲。她生前就讀於筲箕灣玫瑰幼稚園初班，與父親阿良同住筲箕灣南安坊木屋區。

研訊中，令人意外的是阿良竟一口承認殺死親女，他說：「2月8日早上，我帶着女兒到城門水塘郊遊散心，因她一時貪玩，在山頂攀爬一個高壓電線鐵塔，但不慎失足墮下撞著巨石，肋骨折斷昏迷。我曾興習過急救，知道女兒已無法醫治搶救，乃用大鐵釘在她的頭上釘了數次，施以『人道毁滅』，免其痛苦。其後將屍體棄在山上一個舊戰壕內，以乾草與碎石覆蓋。」

2月18日上午十一時過後，荃灣及新界總部警探凡四十人，在他帶領下赴案發現場，當問及女兒發生意外的地點時，阿良竟答不出，令警方更加懷疑，同時法醫官亦親到現場，詳細研究死者遇害地點與位置等。下午二時三十分，警方在舊戰壕附近泥土中，篩出一柄八吋長的鐵釘，疑是殺人刺插兇器，另搜獲一對碎骨、頭髮及死者所穿的衣服，一併帶署保管存查。警方將此案由原來的「非法埋葬罪」改為謀殺案處理，疑兇阿良繼續扣留在荃灣警署，再三盤查之下，發覺其口供有幾種不同的說法，前後矛盾。加上又有目擊者提供的線索，證實案發當天，尚有另外一名相關人士在場，此乃不是誰人，正是阿良的現任女友李秀蘭，案情可謂奇峰突出。

李秀蘭，23歲，家住秀茂坪邨34座316室，報稱是中華船廠的會計員，亦即是阿良的公司同事，他們交往已有數年。她被傳訊到警署助查，前後給了兩份口供：

• (一)我跟阿良認識與交往已有好幾年，感情相當要好，並知道他跟前妻有一女兒 (死者)。案發當天2月8日早上，阿良約我到筲箕灣「歡喜茶樓」品茗，當時死者也在場，之後父女倆離去，我則獨自往中環逛公園。

• (二)案發當天在筲箕灣區品茗後，我確實跟阿良與死者同往城門水塘郊遊，不過到達後，我只在附近山邊閲報，阿良則帶著死者上去山頂遊玩。不久，他急歩下山，狀甚慌張，謂女兒已交予他人撫養，我聞言就跟阿良一同離去。

供詞前後矛盾，也沒有邏輯可言。然而，警方也早就向李秀蘭的朋友、同事及家人明查暗探，知悉她對男友的女兒早生恨意，決不會願意一同郊遊玩樂這一舉動。三人驟然一同上山，明顯已有陰謀。稍後，警方在阿良的帶領下，去到女友李秀蘭秀茂坪34座的住所，搜出一柄鐵鏟，阿良看見後，面色一沉：「這就是用來埋葬屍體的鐵鏟。」，「是什麼時候埋葬屍體的？」警方問。「不就是女兒死了的時候啊。」阿良沒好氣的答。警方再問：「是星期天嗎？」「是。」阿良頗肯定地答。警方不讓他有喘息的空間，進攻式地發問：「哪個星期天？下雨哪天？」阿良被弄得煩了，不加思索地回答：「2月8日，那天沒有下雨。」

查實，阿良前後三次到過城門水塘，首次是2月8日(星期天，案發日)，跟女兒(後證實女友李秀蘭也在場)所謂的「郊遊」，第二次就是2月12日(星期四)帶著姐姐與母親同往「觀看」屍體；第三次為2月15日(星期天)，與家人(包括女友李秀蘭)一同上山拜祭死者，並將死者重新埋葬。若以剛剛阿良所說，2月8日的「郊遊」，其實已預先準備好鐵鏟與八吋鐵釘等，那就明顯是有計劃預謀的殺人與埋屍行為。對於這些疑竇，阿良解釋是：「原本三人打算在城門水塘那裡露營的。」當然，露營之事並沒有發生過。而死者的祖母與外婆兩家，也未聞阿良表示會帶死者前往郊遊。

東窗事發，阿良唯有無奈地道出行兇動機：「其實是有意將女兒殺死的，原因有幾點：因女兒自小失去母愛，沒有得到適當管教，常常說謊生事，令家中各人對其極為厭惡 (事實不符，外婆與祖母極為疼愛死者)；因為照顧女兒沒法兼顧工作，我的職業前途將會受到影響；我與女友感情很好，互愛大家，但她並不喜歡女兒，我不欲跟愛人關係受到阻礙，乃將女兒殺死。但必須澄清，此事與我女友完全無關，她全不知情，都是我一人獨力行事。」

1976年2月19日，警方落案將阿良及其女友控以謀殺罪名，並於翌日在荃灣裁判處提堂，首被告何慧良(25歲)；次被告李秀蘭(23歲)，被控於1976年2月8日在城門水塘謀殺女童何嘉兒(5歲)，兩名被告否認謀殺罪名。1976年8月19日，控方證供完畢，唯案情急轉直下。陪審團退席商議後，因對次被告李秀蘭指控證據不足，裁定毋須答辯，當庭釋放。1976年8月23日，案件審結，七名男士組成之陪審團，經過三小時退庭商議案情後，出庭回報，一致裁定被告何慧良謀殺罪名成立，依例處以死刑。1977年4月26日，改判終身監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