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2月8日早上，何慧良從外母家裡接走自己的愛女嘉兒，到筲箕灣的「歡喜茶樓」品茗，之後隨處逛逛，見連日天氣回暖，風和日麗，決定帶女兒前往城門水塘郊遊，盡顯天倫。嘉兒自然興奮不已，因為能跟父親一起出外遊玩的機會，真的不多。晚上七時，夕陽早已西下，父女倆還未見回來，嘉兒的外婆和家人都開始著急起來，可是直至凌晨，仍沒兩人蹤影，一向疼愛孫兒的外婆，更是徹夜未眠。翌日早上阿良終於回家了，但只是單獨一人，嘉兒卻不見了。「為何只得你一人回來？我的乖孫在哪裡呢？」阿良說「沒什麼，只是送她回到祖母那裡住幾天。」。外母旋即撥電姻家那邊詢問情況，發現並無此事，深感詫異，事態顯然極不尋常，對著阿良不斷的窮追拷問，而他卻總是唯唯諾諾，支吾其詞，最後更一走了之。
縱然夫妻離異，可愛的嘉兒仍深得祖母與外婆寵愛，經常游走兩家，不時會住上好幾天。現在，嘉兒突然人間蒸發，兩家人都焦慮非常。2月11日，阿良相約前妻袁氏在北角區會面。阿良淡淡的說「嘉兒已經送給別人收養了。」，袁氏聽後大發雷霆：「你是瘋了麼？無緣無故將女兒送給別人，快給我解釋清楚！否則大家都不會放過你！還有，我要討回女兒的撫養權！」而阿良則問非所答，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，兩人交涉不果，最後他再次拔足而逃。
翌日(2月12日)，袁氏即聯同阿良的姐姐及母親衝往他任職的中華船廠，大吵大鬧，勢必討回嘉兒。阿良見一眾同事圍著看熱鬧，不時交頭接耳，心裡一想，家醜既不好外傳，又害怕影響其工作，隨即答應各人前往所屬「人家」，取回女兒。之後，他帶領著前妻袁氏、自己母親和妹妹到過港九各區「遊花園」，不得要領，都只是白走數趟，未能找到嘉兒，各人開始覺得他存心欺騙，而三個女人的謾罵威力不容小覷，重重疲勞轟炸之下，阿良雙手掩面，大聲喊著叫：「不要再這樣了！其實嘉兒已經不在這世界上，她在城門水塘的山邊摔死了！」此話一出，各人並無納罕，似乎也不再相信他的謊話，阿良甫即拖著幾人上了計程車，直奔城門水塘。
黃昏之後，到達目的地城門水塘，各人懷着忐忑不安與疑惑的心情，跟隨著阿良，終於來到山頂，山中小路錯綜複雜，陰森的廢棄舊戰壕內，傳出惡臭，走進去，看見一處稍為隆起的地方，上面蓋著一堆亂草與碎石。「你們要找的嘉兒，就在這裡，看看吧！」阿良邊說邊將亂草與碎石翻開，揭開之下是一具女童的屍體，頭髗幾近脫落，上半身肌肉殘缺不全，內臟亦被掏空，相信是被野狗吃掉，死狀極慘。阿良哭著說：「因為嘉兒一時貪玩，在山頂爬上高壓電線鐵塔時失足墮下撞著巨石而死的。」此時天色已暗，霎時未知怎樣善後遺體，只有強忍傷痛離去。
2月15日，死者的父母、外婆、阿姨及阿良的現任女友李秀蘭，一行五人，僱用了一部紅牌車，攜備香燭祭品，六塊木板(充當小棺材)，再次踏足死者伏屍的地方，以祭亡魂。當車子沿路直趨城門水塘途中，車廂內的女人時而飲泣，時而激動，還有不尋常的對話，這些全都聽進紅牌司機的耳朵裡。抵達現場後，衆人相繼下車，正想登山之際，巧遇一名城門水塘林務員，他看見男的手中拿著幾塊木板，而隨後的幾個女人神態悲戚，正在哭泣，覺得奇怪，便上前問個明白：「你們要去什麼地方？幹什麼？」阿良臉上微帶猶豫之色：「沒什麼，只是上山拜祭。」林務員起懷疑，心想這裡沒有山墳，亦非清明時節，更是新春期間，認為該男子答得實在荒唐可笑，但因自己休假在即，沒有根究。但他卻聰明地抄下紅牌車的車牌號碼，留作日後調查備用。
2月16日早上，林務員假滿上班，立即跑到之前發現臭味的地方搜尋，當行至金山山頭七號涼亭一號A區，途經一個廢棄舊戰壕時，臭味愈趨強烈，簡直中人欲嘔，唯職責所在，那有不看之理。他發現有一隆起物體遭新泥掩蓋，上面放有一對紅邊白色繡花膠底拖鞋，插有三支鉛筆似作一柱香，旁邊有香燭祭品，撥開碎石泥土，有大量蒼蠅飛撲而出，定神一望，見有一木箱，雖感恐怖，但仍硬着頭皮將木板揭開，誰知不看猶可， 一看嚇破膽！木箱之中，赫然發現有一具小童腐屍屈膝於內。林務員立即飛奔下山，返回城門林務辦事處，急電通知荃灣警署，派人前來調查。
經法醫官詳細化驗後，發現女童屍體的頭骨部份，有五個小洞，相信是被人用鐵釘用力插鑿而成，似涉及謀殺，那就非同小可了。警方即大舉偵查，從第一位發現屍體的林務員所提供的資料，很快便找出紅牌車司機，進行問話。司機清楚記得於2月15日，曾經接載一男三女乘客，由筲箕灣南安坊上車到城門水塘，之後回程時，是在北角南方大廈附近下車，他還憶起其中一人說過要為「阿囡」在一所佛堂，設置靈位云云。
荃灣偵緝主任很快便找出北角佛堂的所在，率同多名幹探前往，細心詢問佛堂方丈，證實幾日前，確實有人在此設立靈位，而家屬之住址亦同時被查出。2月18日凌晨時分，警方在筲箕灣將一名25歲男子帶署協助調查，確認此人就是死者生父阿良。死者為女童何嘉兒，在人世間僅活五載，實在可悲。她生前就讀於筲箕灣玫瑰幼稚園初班，與父親阿良同住筲箕灣南安坊木屋區。
研訊中，令人意外的是阿良竟一口承認殺死親女，他說：「2月8日早上，我帶着女兒到城門水塘郊遊散心，因她一時貪玩，在山頂攀爬一個高壓電線鐵塔，但不慎失足墮下撞著巨石，肋骨折斷昏迷。我曾興習過急救，知道女兒已無法醫治搶救，乃用大鐵釘在她的頭上釘了數次，施以『人道毁滅』，免其痛苦。其後將屍體棄在山上一個舊戰壕內，以乾草與碎石覆蓋。」
2月18日上午十一時過後，荃灣及新界總部警探凡四十人，在他帶領下赴案發現場，當問及女兒發生意外的地點時，阿良竟答不出，令警方更加懷疑，同時法醫官亦親到現場，詳細研究死者遇害地點與位置等。下午二時三十分，警方在舊戰壕附近泥土中，篩出一柄八吋長的鐵釘，疑是殺人刺插兇器，另搜獲一對碎骨、頭髮及死者所穿的衣服，一併帶署保管存查。警方將此案由原來的「非法埋葬罪」改為謀殺案處理，疑兇阿良繼續扣留在荃灣警署，再三盤查之下，發覺其口供有幾種不同的說法，前後矛盾。加上又有目擊者提供的線索，證實案發當天，尚有另外一名相關人士在場，此乃不是誰人，正是阿良的現任女友李秀蘭，案情可謂奇峰突出。
李秀蘭，23歲，家住秀茂坪邨34座316室，報稱是中華船廠的會計員，亦即是阿良的公司同事，他們交往已有數年。她被傳訊到警署助查，前後給了兩份口供：
- (一)我跟阿良認識與交往已有好幾年，感情相當要好，並知道他跟前妻有一女兒 (死者)。案發當天2月8日早上，阿良約我到筲箕灣「歡喜茶樓」品茗，當時死者也在場，之後父女倆離去，我則獨自往中環逛公園。
- (二)案發當天在筲箕灣區品茗後，我確實跟阿良與死者同往城門水塘郊遊，不過到達後，我只在附近山邊閲報，阿良則帶著死者上去山頂遊玩。不久，他急歩下山，狀甚慌張，謂女兒已交予他人撫養，我聞言就跟阿良一同離去。
供詞前後矛盾，也沒有邏輯可言。然而，警方也早就向李秀蘭的朋友、同事及家人明查暗探，知悉她對男友的女兒早生恨意，決不會願意一同郊遊玩樂這一舉動。三人驟然一同上山，明顯已有陰謀。稍後，警方在阿良的帶領下，去到女友李秀蘭秀茂坪34座的住所，搜出一柄鐵鏟，阿良看見後，面色一沉：「這就是用來埋葬屍體的鐵鏟。」，「是什麼時候埋葬屍體的？」警方問。「不就是女兒死了的時候啊。」阿良沒好氣的答。警方再問：「是星期天嗎？」「是。」阿良頗肯定地答。警方不讓他有喘息的空間，進攻式地發問：「哪個星期天？下雨哪天？」阿良被弄得煩了，不加思索地回答：「2月8日，那天沒有下雨。」
查實，阿良前後三次到過城門水塘，首次是2月8日(星期天，案發日)，跟女兒(後證實女友李秀蘭也在場)所謂的「郊遊」，第二次就是2月12日(星期四)帶著姐姐與母親同往「觀看」屍體；第三次為2月15日(星期天)，與家人(包括女友李秀蘭)一同上山拜祭死者，並將死者重新埋葬。若以剛剛阿良所說，2月8日的「郊遊」，其實已預先準備好鐵鏟與八吋鐵釘等，那就明顯是有計劃預謀的殺人與埋屍行為。對於這些疑竇，阿良解釋是：「原本三人打算在城門水塘那裡露營的。」當然，露營之事並沒有發生過。而死者的祖母與外婆兩家，也未聞阿良表示會帶死者前往郊遊。
東窗事發，阿良唯有無奈地道出行兇動機：「其實是有意將女兒殺死的，原因有幾點：因女兒自小失去母愛，沒有得到適當管教，常常說謊生事，令家中各人對其極為厭惡 (事實不符，外婆與祖母極為疼愛死者)；因為照顧女兒沒法兼顧工作，我的職業前途將會受到影響；我與女友感情很好，互愛大家，但她並不喜歡女兒，我不欲跟愛人關係受到阻礙，乃將女兒殺死。但必須澄清，此事與我女友完全無關，她全不知情，都是我一人獨力行事。」
1976年2月19日，警方落案將阿良及其女友控以謀殺罪名，並於翌日在荃灣裁判處提堂，首被告何慧良(25歲)；次被告李秀蘭(23歲)，被控於1976年2月8日在城門水塘謀殺女童何嘉兒(5歲)，兩名被告否認謀殺罪名。1976年8月19日，控方證供完畢，唯案情急轉直下。陪審團退席商議後，因對次被告李秀蘭指控證據不足，裁定毋須答辯，當庭釋放。1976年8月23日，案件審結，七名男士組成之陪審團，經過三小時退庭商議案情後，出庭回報，一致裁定被告何慧良謀殺罪名成立，依例處以死刑。1977年4月26日，改判終身監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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