沙田空姐溶屍案(1989年)

1989年5月12日，警方接到投訴，懷疑作壆坑村三十三號有人製毒，警官召集探員突擊搜查該個目標單位，二樓單位當時只有大衛及姬蒂兩人，探員入屋後，嗅到一陣酸臭味由三樓傳出來，上三樓調查，發現酸臭味由浴室傳出來。探員進入浴室後，看見在浴缸內放置一個大鐵箱，鐵箱頂部有蓋，這個蓋上有一個排氣孔，一絲絲帶酸臭味道的氣體，從排氣孔散發出來，酸臭味十分濃烈，探員感到呼吸不暢，暫時退出，向大衛及姬蒂查問。「鐵箱內的是甚麼東西？」探員問，大衛及姬蒂都一言不發，呆呆站着，探員合數人之力，將鐵箱的蓋拉起。映入探員眼簾的，是一具浸在腐蝕性液體內的女屍，女屍下半身已經溶解，上半身已腐蝕得如喪屍一般，說有多恐怖就多恐怖！大批警員聞訊趕到現場調查，案件稍後交由沙田重案組第二隊接手處理。

探員在屋內撿獲少量可卡因，在案發現場渠邊撿到一些類似碎肉物體，在單位內撿走一批照片及證物。政府化驗師應警方邀請，到溶屍案現場三樓浴室協助調查，化驗師檢查一個放在浴缸內，已揭開上蓋的鐵箱，鐵箱內有一些蝦醬色液體，一具嚴重腐蝕女屍，浸在這些液體內。從屍體情況及液體氣味推斷，化驗師懷疑有人用化學藥品，企圖毀屍滅跡。在浴室內找到一些曾盛載鏹水的玻璃樽，一些哥士的梳打空罐，一些已噴光的空氣清新劑空瓶子。警方蒐證科探員，在單位內一個工具箱及一支空氣清新劑上，套取到姬蒂的指模，但未發現大衛的指模，大衛及姬蒂被警方拘捕，兩人一直保持緘默，對警方查詢一概不答。為方便調查，警方先把兩人落案控以藏有毒品可供非法販賣用途。

1989年5月13日，法醫在殮房檢驗屍體，屍體送到殮房時，仍黏滿一些溶解的塑膠質，那些膠質與屍體皮肉及骨骼黏在一起，令到屍體難以解剖研判死因，屍體的顱骨左面，耳朵附近，有一個十三毫米乘五毫米傷口，其中有三件碎骨陷入顱骨之內，假如這個傷口在死者生前造成，可以致命。整具屍體已高度液體化，難以判定死因，屍體被人用腐蝕液體處理過，難以判定死亡時間，相信死者是在案件揭發前一至兩星期遇害。由於傷口太大，相信並非由重擊造成，要在頭骨造成這種『洞穿式』傷口，必須用鑿的方法，即用鎚去敲擊頭骨，另一方法，是死者從十米以上高度掉下，頭骨撞到尖銳物件，才可造成這種傷口。

1989年5月15日，兩人在沙田裁判署提堂，但仍守口如瓶，被捕兩人不合作，更拒絕露死者身份，探員假定死者是一名失蹤少女，要求失蹤人口調查科協助調查，探員其後發現，在5月6日失蹤的國泰航空公司空姐，曾與被捕男子大衛合照。該名空姐叫子君，在香港仔居住，由於離機場太遠，往返不便，在九龍城租一個房間獨住。5月5日，同屋一女子喝了咖啡，無法入睡，凌晨五時左右，聽到死者房間有電話響起，不久即見死者離開該單位，之後，一直沒有回來。警方根據死者的牙齒記錄，證實這宗溶屍案的死者就是子君。

1990年7月27日，涉嫌謀殺國泰航空公司空姐子君的兩名男女，大衛及姬蒂，被警方起訴，解往高院提訊，兩名被告都否認控罪。檢察官陳述案情時表示，兩名被告都有吸食可卡因癖好，本案涉及一宗三角戀愛與謀財害命。女死者子君是空姐，大衛是她的男朋友，大衛其後結識姬蒂，造成一宗三角戀，子君為令大衛擺脫姬蒂，曾借五萬元給他作為交換條件。1989年5月6日，上午六時，鄰居聽聞兩名女子在案發單位爭吵，不久聽聞一名男子叫他們閉嘴，之後，爭吵聲就沈寂下來。5月12日，警方接到投訴，懷疑有人在案發單位製毒，前往調查時揭發這宗兇案。

檢察官說：「警方查出在5月6日至10日期間，子君兩張信用卡被一名女子到多間金舖冒簽，購買多件金飾，總值四萬多元，筆跡鑑證專家發現5月7日及8日兩天，有人到金舖購金飾時所簽的單據，與死者並不相同，相信有人冒簽死者的信用卡。而死者原定於5月6日，即遇害當晚隨航機出發往外地，在報到前兩小時，有人自稱死者，向公司申報四日病假。另外，在5月8日，有人曾致電一間花店，自稱是子君，用信用卡購買半打粉紅鮮花，送給妹妹作生日禮物。」

檢察官指出：「兩名被告拘留時，分別向警方作兩份供詞，大衛指他與本案無關。女死者有案發單位鎖匙，可自由出入。而姬蒂聲稱在案發當日上午，與大衛及死者於上址玩啤牌。其後，大衛與死者入房吸食可卡因，她則在廳看電視。不久，她入房找大衛，發覺死者躺在床上，毫無知覺。姬蒂表示，她當時叫大衛報警及召救護車，但大衛拒絕，大衛還警告她，如果她報警或召救護車的話，就會把她殺死。」

1990年8月14日，經過歷時十五日審訊，控方檢察官作結案陳詞，檢察官指出，死者於1988年12月，從英國寄了一封分手信給大衛，死者在信中指大衛欺騙了她，她全心全意以誠待他，但他卻玩弄感情。死者說：「很遺憾沒有為大衛帶來快樂，但自問從來沒有想過要傷害大衛，但大衛卻在感情方面，令她受盡折磨。」死者在信末說，希望分手之後，不會令兩人成為仇人，又表示不會追大衛還債，死者寄出這封信五個月後被殺，大衛欠她的五萬元，一直沒有歸還。

另外，警方未能找到兇器，亦沒法找到死者所穿衣物，由於兩名被告企圖毀死滅跡，又無法說明屍體來源，有理由相信，兩人就是殺害死者的兇手，而兩人的殺人動機，最大可能是因為錢，雖然死者在信上表示不會追大衛還債，但這可能是因為死者對大衛仍餘情未了，經過多月觀察後，死者可能發覺大衛不會放棄姬蒂，打算與大衛斷絕關係，取回五萬元。案發前一日，警方毒品調查科到大衛寓所緝毒，雖然未發現任何毒品，但相信有人將毒品用水沖走這些毒品可能價值數萬元。

大衛雖然極力佯裝是富有花花公子，其實他只是一空心老倌，案發時，他沒有正當收入，但每日要花費一千三百元吸食可卡因，而他的名車是租回來的，欠下車行近六萬元租金，唯一可在金錢上幫助他的，只有死者。大衛了解女性心理，他知道只要對死者說，他打算離開姬蒂，重投她的懷抱的話，死者一定會在金錢上幫助他。1989年5月6日凌晨五時，大衛打電話給死者，叫她到作壆坑村他的家中，解決三角戀愛問題，死者趕到作壆坑村，結果遭人殺害。兩名被告為隱瞞死訊，冒充死者致電航空公司，為她請四日病假，又用死者名義，訂了半打鮮花，託花店於5月8日送給死者妹妹，令他人以為死者仍然生存。除此之外，兩人用死者信用卡購金飾變賣，假冒死者簽名，將她的存款提清，之後，兩人打算毀屍減跡，用腐蝕性液體將屍體溶化。

檢察官稱：「女被告曾作了一份警誡口供，她否認殺害死者，指是男被告殺人，她遭男被告恐嚇，才協助他處理屍體，以及替他買鏹水、哥士的梳打、空氣清新劑。雖然我們沒有直接證供，指控兩名被告如何謀殺死者，但根據環境證供，可推斷兩被告是殺人兇手。」四男三女陪審團經退庭適議三個多小時後，一致裁定兩名被告謀殺及妨礙死者合法埋葬罪名成立，按察司依例判處兩被告死刑，妨礙合法下葬罪名，押至翌晨宣判。1990年8月15日，法官宣判兩名被告妨礙死者合法下葬罪名各判入獄五年

大衛及姬蒂被判死刑後提出上訴，力稱沒有殺人，上訴期間，女被告推翻以往證供，獨攬所有罪名。1993年3月2日，高院重審此案，兩名被告否認謀殺罪名，法庭選出六男一女陪審團協同審訊。檢察官陳述案情時指出，兩被告與死者陷入三角戀愛關係，死者遇害，可能是因為有人想擺脫此三角關係及乘機謀財，掠奪死者積蓄，以維持吸食可卡因的支出。檢察官又稱，兩被告均有吸食可卡因習慣，為維持這種嗜好，花費極大，兩被告落網時，銀行存款已所餘無幾。

1993年3月29日，陪審團於下午一時退庭商議，直至晚上仍未能作出裁決，翌日再行商議。陪審團難於裁決的原因，在於姬蒂在上訴聆訊時，推翻以前指大衛害死者的口供，改為在與死者爭執時，死者用鐵鎚襲擊她，她錯手將死者殺死。翌日早上，陪審團復出法庭聽審，由於仍未能作出決定，陪審團向法官尋求關於誤殺的法律問題指引。

此時，在旁聽席的莎莉突然衝出，跪在地上哭着說：「我老公無殺人，係佢(姬蒂)妒忌我係基督徒，我不會講大話，如果講大話我就橫屍街頭，老公無罪嘅！」雖然莎莉是用廣東話說出這番話，但在場的陪審團，有五個是中國人，他們清楚聽到莎莉的說話。法官及控辯雙方律師，都是外籍人士，以為莎莉只是普通求情，而非用宗教名義發誓，法官只下令將莎莉驅逐到法庭之外。下午二時四十五分，陪審團裁定大衛無罪。陪審團裁定女被告姬蒂謀殺罪名不成立，但誤殺罪名成立。

法官在宣判前指出，姬蒂推翻以前證供，是令到大衛可以脫罪的主要原因，法官又稱，姬蒂受大衛影響及利用而吸食可卡因，案發時，姬蒂是受到死者挑釁，在盛怒下殺死死者，構成誤殺罪名，法官判姬蒂誤殺罪名入獄七年。大衛與姬蒂因妨礙死者合法下葬罪名，被判監五年的刑期，扣除假期後已經屆滿，大衛可獲當庭省釋，姬蒂服刑數個月，於1994年出獄。